【内容摘要】《河北省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方案》引出了北方城市钢厂整体搬迁话题又重现热点，目光聚集在河北省。首钢整体搬迁在河北曹妃甸后，证明是成功的，特别是建成国内最大海水淡水项目，对于严重缺水的华北地区有重大意义。河北省严重缺水，对重点钢企搬迁到海滨，可以减轻城市环保负担，同时企业涅槃重生，优化产业布局。
1.关于城市钢铁企业整体搬迁问题的提出
董贻正先生曾任冶金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前不久在《中国冶金报》上发表题为“钢企整体搬迁须慎重决策”的文章，具体针对《河北省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中有关于“对城市钢铁企业进行整体搬迁”，提出“需要慎重决策”。董文指出，因为河北省唐钢、宣钢等环境保护工作已建成“花园式工厂”，对企业整体搬迁，会“劳民伤财，大伤元气”，“对当地经济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对当地社会稳定带来一定的影响”，“为不必要的折腾而付出代价”，同时说“首钢搬迁是一个特例，既有经验，又有教训”，等等。
由于董先生虽然现在是离休干部，但在冶金行业的影响仍然威望犹存，所以，“城市钢厂搬迁”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中国冶金报》记者在人大会议期间采访了一些钢企领导，他们在答记者问中，也提出了这个问题。例如，安钢领导李利剑说：“我认为对于城市钢厂搬迁不能一概论。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城市钢厂搬迁没有一个成功的案例，尤其特大城市钢厂的搬迁。因为要涉及大量的资金，还有生产工艺的再造、职工的重新融合等问题”。“当然，不论是城市钢厂还是非城市钢厂，如果污染严重，都必须深度治理，以达到超低排放的要求。否则该搬迁的就要搬迁，甚至是关闭。污染治理如果达不到一个很好的水平，搬到哪里都会造成污染”。（《中国冶金报》2019年3月7日07版）
沙钢领导沈文荣在回应“2019年行业热点”时答记者问时讲了：“从欧洲、美国、日本的情况看，钢厂都在大城市，没有搬迁的情况，而是与城市和谐共生发展；污染问题是要靠环保投入和技术进步、超低排放解决，而不是靠搬走解决的。同时，搬迁对于钢企来说是个巨大的考验，不少企业搬迁之后元气大伤，很难复原。”“如果企业不再适合发展，可以就地关停或转型，否则，无论搬到哪里都还会有污染。（《中国冶金报》，2019年2月15日，头版）
华菱领导曹志强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在国家层面，应把钢厂搬迁规划做好，要考察钢厂搬到那个地方去，排放问题怎么解决，会不会把钢铁产业集中度搞乱。现在，一些地区的环境容量已经饱和了。特别是在我们工业化已经基本上完成的背景下，钢铁需求逐步下降是不可回避的历史趋势。在去产能过程中，国家给予一定的政策，目的是真的把过剩产能去掉，而不是通过一些产能置换的办法，把过剩产能从这个地方挪到那个地方去，这是浪费国家资源。”（《中国冶金报》2019年3月12日05版）
2.关于城市钢铁企业整体搬迁的成功案例示范意义
中国城市钢铁企业前一个时期有过整体搬迁的案例，最具有代表性是首钢整体搬迁到河北曹妃甸。董文对此的评判是“既有经验也有教训”。有的企业领导说，“城市钢厂搬迁没有一个成功的案例，尤其是特大城市钢厂的搬迁”。这个判断的正确性是不是值得商榷，首钢搬迁是不是城市钢厂成功的案例呢？
徐匡迪指出：“首钢的搬迁调整则属于涅槃重生”（《中国冶金报》2014年8月21日T1版）
关于首钢的搬迁，至今还存在争议，董文认为，“既有经验，也有教训”。然而，徐匡迪指出：“首钢的搬迁调整则属于涅槃重生”。“在首钢搬迁之后，北京市将不再发展钢铁工业。首钢的搬迁调整为北京解决环境问题，落实城市功能定位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首钢搬迁调整的关键就是要建立一个新的钢铁工业生产流程”，“其核心思路是将钢铁企业原本单一的钢材生产功能，转变为具有三大主要功能的平台，一是优质钢材的生产平台，二是能源高效转化的工业园区，三是大宗废弃物消纳处理和综合利用的工厂”。从首钢京唐的实践来看，基本上实现了当初的设想。一个新的钢厂，从建设到达产达效总要有一个过程。《中国冶金报》2014年8月21日评论员指出：“巨大的投资成本、环保要求和低迷的行业形势，曾经让首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其中包括财务负担、人员技术匹配、交通运输、异地工作的不适等。今天，首钢不仅在曹妃甸站稳了脚跟，而且实现了各工序的达产、达标、达效，走上了生产经营的良性发展的轨道，通过调整产品结构、强化市场开拓、深入挖潜增效、提高管理水平等多种途径，成功应用了新一代可循环的钢铁流程工艺技术，首钢京唐真正走上了转型升级、科学发展之路，并取得了良好效益，为我国钢铁工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在这里着重引用徐匡迪关于首钢京唐实现了能源的梯级利用中海水淡化的意义：“这对于严重缺水的华北地区而言非常重要”。首钢京唐建成了4套1.25万立方米/天海水淡化设施是目前我国运行规模最大的海水淡化项目，日产淡水5万立方米，是世界首例万吨级海水淡化与发电结合的项目，高温的煤气用作燃气轮机的燃料，燃气的尾气通过余热锅炉转变为蒸汽继续发电，最后形成100℃的低温废气则用于海水淡化，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这个项目的意义在于每年可减少使用地表水资源1734万吨，在经济上，淡化水成本已接近城市自来水价格。当时，首钢京唐水循环利用率达到97.5%，基本实现“零”排放。此外，海水淡化与下游制盐产业形成产业链，将浓盐水供给附近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日送浓盐水量4.8万立方米。从长远规划，在海水淡化项目的日产量达到280万立方米时，年供水量可达13亿立方米，相当于南水北调一期工程向北京的供水量，不仅能满足本企业用水，还可以向周边城市供水，有利于解决我国北方城市严重缺水的局面。仅从“环保达到超低排放就可以作为钢铁行业的典范，首钢京唐给河北省钢铁业带来新的形象”。
3.首钢整体搬迁对北方城市钢厂搬迁有什么启示？
现在回过头来看河北省出台政策中关于城市钢厂整体搬迁问题。董文提出“要科学论证”。本文就“环保”角度谈一点浅见。关于“环境保护”目前多是看到大气污染问题，这是地上可见的空间，还有地下用肉眼看不到的空间，即地下水的资源问题。这两个问题，对河北省都是举足轻重的问题。建设“花园式工厂”，只是地上的环保在治理空气污染上有了很大的成就。但河北省地下水资源问题不可忽视。
《报刊文摘》2018年5月9日刊登了一篇题为“华北平原地下水超采，从卫星上都能检测到”的文章。文章提到关于水资源短缺的标准：假如一个国家（地区）每年的人均（可再生）水资源量少于1700立方米，这个地区的水资源紧张；假如少于1000立方米，这个地区水资源短缺。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在2016年中国每人每年的水资源量是2355立方米，然而，华北平原每人每年的水资源量少于300立方米，属于极度短缺水。
假如在一个地区长时间抽出来的水量大于补给的水量，那就是超采，超采的表现就是地下水位在下降。“两个最突出的典例案例，一个是印度的干河谷，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的华北平原”。华北平原现在超采的量甚至大到可以从卫星上检测到它，河北省有的地方地面沉降有两米多。河北省馆陶县的水务局为了控制超采，就在每一个井上安装了一个智能表，农民按照他的水权去水务局买水，然后得到一个IC卡，他就用刷卡的方式去操作用井水，每次抽水的量都会从卡上扣出来，卡上没有水就必须停止，不能继续再抽水。华北平原生产超过中国1/4的粮食，但又如此缺水，因此，有专家提出华北平原要减少粮食生产。
钢铁行业是用水大户，有统计数字，钢铁行业年总用水量约1300亿立方米。钢铁行业节水成绩突出，成就显著，但是，从整个行业来看，水管理整体水平依然十分粗放落后，离社会的认可和信服还有差距。河钢唐钢在钢铁行业节水工作方面成绩比较突出，例如，通过与三川节能合作，对部分循环水系系统“量身定制”的升级改造，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对河北省来说，仍是用水大户，何况华北平原地表水少到根本补不上超采量。由此可见，河北省规划一些钢企整体搬迁，并非心血来潮。想当年，从日本引进大型钢铁装备为什么决定放在上海建设宝钢，建设第一个火车车轮厂为什么地址选择在马钢，而没有选择在北方的河北省，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水资源问题。其实，那个时候，也就是40年前，华北平原地下水位还很高，离地面很近；到现在，由于农业、工业长期大量抽地下水，地下水就以每年0.5米到1米的速度在下降，于是环境恶化，包括湿地变干、河流枯竭、地面沉降，这些现象在河北省已经非常普遍了。北方干旱少雨、地表缺水、植被稀少、尘埃悬浮也使空气污染。所以，蓝天保卫战同保护水资源有直接关联。当前中国的气候变化正在加速全国水循环，造成南方湿润地区更加多雨，北方干旱地区更加干旱。于是，南水北调的设想使长江水域的清水流入华北平原。为什么在雄安设新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从白洋淀取水。根据《雄安新区规划纲要》白洋淀水位若要保持在6.5-7米，需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实施生态补水，长江水从雄安新区容城县汇入白洋淀。保定市也决定，从王快、西大洋两大水库为白洋淀进行生态补给28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两个西湖的出水量。（2018年5月5日央视新闻网报道）
北京同样面临水资源的问题。南水北调可以令首都用水形势得到一定的缓解，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竣工前，北京每年消耗约36亿立方米，其中近半数来自地下水。1998年以来，北京地下水已下降约12米。（《环球时报》2014年12月27日，“南水北调能为北京解渴吗？”）从减轻北京水资源利用的负担这个角度看，首钢整体搬迁也是正确的决策。
全国有50多座城市遭遇由于过度开采地下水导致地面“下沉”问题，例如，上海市每年需要向地下回灌2300多万立方米的水，从而遏制地面继续沉降。从有利于环保的角度，宝钢和广钢的重组就属于减量调整。上海市压减了宝钢不锈、罗泾COREX工厂共700万吨产能，广东省压减了广钢和珠钢共计1000万吨产能，合计压减了1700万吨产能，在此基础上，宝钢在湛江东海岛新建一座900万吨的践行循环经济、近零排放的钢厂。这样的调整，使上海市和广州市的环境负荷都降了下来。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认为这是宝钢和广钢分阶段“整体搬迁”。实际上，所谓整体搬迁，就是部分生产流程异地重建。
目前，唐山市在今年两会期间迎来钢铁行业“限产令”，发布《关于延长重污染天气I级应急响应的通知》，3月6日8时以后，继续启动重污染天气I级应急响应，解除时间另行通知，且同步执行《3月份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管控措施实施方案》。另外，唐山市丰润区政府还要求独立轧钢厂全部停产；另一个钢铁重镇河北省武安市也公布了3月份钢厂错峰生产方案。两地限产政策对日均铁水量影响分别达到12万吨和6.4万吨。（《中国冶金报》2019年3月12日07版）由此可见，河北省出台关于城市钢铁企业整体搬迁的决策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有利于缓解河北省唐山市等地区环保的压力。
4.推动城市钢厂搬迁，优化产业布局
从国家大政策看，国务院颁布《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指出：“要推动城市钢厂搬迁，优化产业布局”。从这个角度看，城市钢厂搬迁，不完全出于环保的原因。据上海《新民晚报》2019年2月20日新闻标题“盐城坚持‘两海两绿’发展路径，加快推进滨海港工业园区建设”一文中，报道“宝武盐城2000万吨级绿色精品钢基地项目”，“统筹好滨海港工业园区与响水钢铁产业的布局关系，形成统一规划、错位发展、互为支撑的钢铁产业集群，着力打造国家级现代化钢铁产业基地”。据说是宝武在上海的部分钢企和在南京梅山的钢企整体搬迁到江苏省苏北地区盐城市滨海港区重组，建设一个现代化钢铁精品绿色基地。对上海南京来讲，钢企搬迁后腾出的地块可以用来发展高新产业；对江苏盐城来讲，落户2000万吨精品钢基地，可以促进欠发达的苏北地区经济的发展（包括带动就业的增加，社会的稳定）；对宝武来讲，可以按照智能化、绿色化、轻量化来更新工艺设备流程。更深层次的意义，是实现宝武战略规划“打造亿吨宝武”的一个组成部分，形成沿海沿江“弯弓搭箭”的战略布局。
上海市一些钢管企业已经向江苏、浙江地区转移，整体搬迁后，很快恢复生产，产品进入国内外市场。例如上海一家民营无缝钢管企业搬迁到浙江长兴县泗安镇，那里是风景秀丽的“农家乐”旅游景区，现有钢管企业做工业后盾，形成经济上的错位发展，很受当地县、镇政府的支持。这家钢管企业的产品全部出口欧洲市场、还将带动当地外贸向国外延伸。综上所述，无论大小城市钢企搬迁，要协同现在所在地和将来搬迁地的双方环境、经济的发展需要，特别是水资源能否合理供给，当有助于优化产业布局的钢企搬迁才能成功。
全国政协委员燕山大学副校长张福成在两会期间3月7日接受《中国冶金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确更难一些。原因是传统产业在相关基础设备和设施上资金投入巨大，转型升级受限于既有设备、技术条件和生产流程，需要花费巨大的成本去改造甚至再造。一些传统企业接受并应用新技术、推进新成果转化的动力相对较小”。（《中国冶金报》2019年3月13日02版）这个问题，在西方国家也是如此，德国虽然提出“工业4.0”很早，但实际上在工业行业具体推行的进度缓慢，推广的面不大，其原因在于企业对既有的生产线要大刀阔斧的改造，谈何容易。所以，首钢等企业整体搬迁，便可以按照信息化等新技术异地重建，涅槃重生。
据有专家预测，钢铁行业的市场变化从高位向减量发展是大趋势，到2025年我国城镇化建设接近尾声时，钢材需求很可能由8亿吨减少到5亿吨。届时那些整体搬迁后的钢企已经优化布局，而且是位于濒海，合理利用海水淡化资源，具有综合技术及环境竞争优势，能够应对未来的严峻挑战。
